北宋朝廷加封白鹿观为神德洞天时，观中有白鹿书院。道人陈抟撰碑，详载其事。但此碑明季遗失，清初赵于京编纂《临潼县志》时访之未获。不过，北宋张师正的《倦游杂录》中记述了韩丕在骊山白鹿观中以槲叶著书的故事，使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白鹿观在文化教育方面曾经发挥的作用。《倦游杂录》载，道士王某通五经，结茅庐数十区，聚徒讲学于白鹿观，学者几百人。韩丕自幼孤贫，亦随之学习。上山年余，王道士叹其“风骨粹重”，但对其所业并不了解。于是故意支使他去近村买酒，趁机破门搜寻，才发现他以槲叶著书，在床下所集甚厚的事。韩丕学成下山，中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6年）进士，后来又成为北宋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从《倦游杂录》的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对白鹿书院的情况略窥一斑。可以肯定，骊山白鹿书院于宋初即已存在，而且是一个规模较大的书院，它吸引着附近优秀的生源。 南宋时，由于旷日持久的宋金战争，白鹿观出现衰落迹象。但白鹿书院依然保留着人文荟萃的遗风。金大定七年（1167年）春末，重阳祖师东迈山东传教，路经骊山白鹿观时与观主霍道长谈玄论道，言语契合。重阳真人称霍道长为文曲星在世，而霍道长说重阳真人是武曲星临凡。在骊山停留约三五日，重阳真人作有藏头诗《骊山》和《游白鹿观》三首诗。临行时又作藏头词《踏莎行·别道友游白鹿观》，与霍道长话别。这五首诗词后来悉数收入《重阳全真集》，今存《道藏》中。尽管南宋时白鹿观的状况远不如北宋初，但它仍保持着书院的某些气质和特色。由此可见，白鹿观和白鹿书院的社会影响力在金统治时期仍然持续着。 与白鹿书院同时或稍前，临潼出现了另一座书院——横渠书院。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关学宗师张载先生行经临潼，不幸终老于此。临潼人为了纪念这位关学大师，建祠祀之，随后即修建了横渠书院，广招学员，以继其学。临潼历史上的书院之风，首开于骊山白鹿观的白鹿书院，而后由横渠书院推而广之。白鹿书院与随后出现的横渠书院等一起，共同谱写了蔚为大观的关中洙泗文化。 元代，骊山白鹿书院的状况不得而知。入明历清，地处长安的关中书院发展壮大起来，一时兴盛至极，关中学子纷纷负笈求学。散落于长安以外的书院渐次衰落。而骊山白鹿观作为道观，由于以后所出高道越来越少，发展状况也不景气。故此，有关白鹿观和白鹿书院的文字资料、碑石资料等，不仅稀少，而且也未能留存下来。 民国期间，白鹿观被政府改建为国民小学堂。据本村杨生海老人家回忆，解放前的白鹿观小学是由道观改建的，原来宫观建筑遗存的已经不多，但还保持着一定规模，分前后院落。杨老汉生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当年他就在这里读小学，学生只有十几人。解放后，小学堂改称白鹿观村初级小学。“文革”期间“破四旧”，白鹿观庙宇被拆除干净，石像遭到遗弃，小学停办。改革开放后，政府在村中心另建一座以“白鹿观”命名的小学，恢复了招生。杨老汉曾为白鹿观村的生产队长，是现当代白鹿观和白鹿书院的历史见证人，他口述的历史资料十分珍贵，但由于年纪原因，有些事实和时间记得也不是很清楚。 临潼白鹿观及白鹿书院的遗址，在今西安市临潼区斜口街道办辖区的秦东陵保护区内。由于白鹿观村较小，又位于半山腰上，交通极不便利。所以，白鹿观小学近些年来随着乡村学校撤并改革，已并入山下规模较大、质量较好的韩峪小学，成为它的一个辅助教学点；白鹿观村的小学生们则需步行到山下就读，统一寄宿管理。而原来山上的白鹿观村小学，留人看护而置之不用。要言之，骊山白鹿观自古及今，在文化教育层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力。